原标题：2010年被尘封60年的绝笔信上交中央宏盈国际，中央部长看后：他是革命英雄
1975年12月20日，病中的周恩来把机要秘书召到病房，再三叮嘱：“台岛上的老朋友，不能漏掉。”那天在场的罗青长记下了姓名，其中就有王正均。 短短一句话，让中央情报系统此后数十年反复检索，却始终找不到这位烈士的亲属线索。进入八十年代，福建、江西、广东三地档案馆与民政部门联动，调查表依旧空着“联系人”一栏。缺席的名字，像一道未解密的暗号。 时间拨到2010年12月，一位年逾花甲的妇女手握牛皮纸包走进北京某机关值班室。“这是我哥的遗书。”她话音颤抖，却极力克制。工作人员拆开发黄信笺，落款“1950年8月10日”。自此，尘封六十年的谜底有了钥匙。 信被送到罗青长办公室，老人摊开纸页，盯了几秒，脱口而出：“我知道他，他是革命英雄。”陪同的秘书低声附和：“名单里一直有他。”纸上字迹锋利，似乎写信人直到生命尽头仍保持镇静。 追溯这位“缺席者”的轨迹，得从1924年说起。那年冬天，福州宫巷一个没落文人家庭迎来男婴——王正均。家境艰难，他挤在祠堂破瓦下读私塾，字写得端正，老师常把他的卷子贴在墙上。 抗战爆发，米价疯涨，王家几乎断炊。祖母、父亲相继病故，十六岁的王正均靠代写家信换来半斗糙米。有人评价他“天生稳重”，可在乱世，稳重只是奢侈品。 1945年秋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招募文书，他凭一张母校开具的“临时毕业证”混入新闻检查处。也正是那一年，他的隔壁搬来聂能辉——皖南事变的生还者、新四军侦察员。两人同用一口水井，来往渐密。聂能辉判断王正均有胆识，便把他介绍给福州地下党。 次年，组织让他去南京充当“国防部二厅中尉”。表面是参谋，实则打入情报中枢。他办事谨慎，从不在宿舍留下一张废纸。友人回忆：“他逢人总笑，却没留半句闲话。” 1949年夏，吴石奉蒋介石手谕赴台。临行前，他对身边密友说：“台岛缺得不是武器，而是可靠的耳朵。”不久，王正均随迁台湾，身份升级为吴石侍从副官。自此，台北中山北路的灯光下多了一道敏捷身影。 1950年1月，蔡孝乾被捕并叛变，台湾地下网络瞬间暴露。蒋介石震怒，连批“密杀令”。同年2月4日，为掩护朱枫脱离险境，王正均顶着最大风险弄到《特别通行证》。朱枫安全起飞，而他与吴石、聂曦相继被捕。 审讯室里，特务挥动皮鞭：“你只要点点头，就能活。”他回答简短，“不知道。”用的还是南京口音。酷刑持续数日，他的供词仅八字：“我无罪，不需辩护。” 8月10日凌晨，台北马场町。枪声前，他铺开信纸，写下对弟妹的交代：“你见此书时，吾已阴间一鬼矣……四婶只我一子，未奉终养，均哥不孝。”落款后面，他把钢笔轻轻合上。守卫说，那动作出奇从容。 年底，一名中年男子抵达福州，将信交给王正镐，“你弟弟已殉难。”王家从此深锁院门。彼时正值运动风浪，家人既想申诉，又怕说不清“国防部军官”的身份。 六十年代，堂弟王兴在《永安电讯》上瞥见简讯：吴石集团中有一名王姓烈士。那短讯给了王家坚持的理由，可档案分类为绝密，他们碰得头破血流。 转机终于出现在台湾档案开放。2010年11月，福州大学讲师吴剑萍赴台交流，凭亲属委托在“档管局”调出王正均判决书并刻盘带回。刑事卷宗的编号、押解照片、指纹卡，一应俱全。 国家有关部门随后核查，情报系统的老台账与新材料对上号，确认王正均牺牲地点、时间均无误。专员登门告知家属：“党和国家一直在找你们。”老人们泣不成声。 2011年7月1日，民政部签发烈士证明，注明“因执行解放台湾情报任务牺牲”。文件送到福州，王家长辈戴上老花镜，一笔一画读名字，久久未语。 同年12月11日，王正均遗骨回归故土。文林山烈士陵园，细雨微凉，礼兵将骨罐放入瓷棺，军号低沉。旁观者不多，但每个人都站得极直。 2013年10月，北京郊外那片无名英雄纪念墙上，新镌刻的名字排在第七列。参观者若贴近石面，可以触到他生平最后的八个字：我无言可诉。 隐蔽战线最怕的不是牺牲，而是被遗忘。一个沉默副官的归队，让那份名单终于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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